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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与商业论战背后 社会企业是不是“神丹妙药

2019-03-11 14:56

  “两光之争”在“2017中国公益年会”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十大公益新闻”,升级为行业论战。有关“公益与商业”的关系探讨延宕至今。

  2017年3月,摩拜入围“中国社会企业奖”引发公益圈巨大争议——如果摩拜算社会企业,那么其他共享单车公司是不是也算?七个月后,美团点评公开宣称企业发展的全新阶段将是“社会企业”。

  郑胜分认为这是社会企业的制度设计问题,“如何确保社会企业履行使命,不滑向商业牟利工具的方向”,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尝试不同的机制。

  “使命漂移”指的是社会企业的“使命”漂离了原来的社会使命。这个漂移可能是转向牟利,可能是活动偏离了社会目标所界定的受益人群,也可能是企业通过损害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方式来满足受益人群的需求,例如压榨供应商、污染环境等,“漂移”是多层次的。

  美国则因政府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大量删减对非营利组织的补助,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最为严峻,非营利组织开始追求商业收益,核心策略为“非营利创业”,即创设具有创业精神的非营利组织。华尔街金融风暴后,为提高对于企业责任的要求,美国各州大力推动《公益公司法》,而民间则推动“B型公司”(B corporation)认证,以建立“对世界最好”(best for the world)的公司。

  此次研讨会上,徐永光再次引用《庄子》中的“混沌之死”,说明处于光谱中间地带、公益与商业边界模糊的地方才是有活力的空间,也是适合社会创新的“混沌地带”。

  “如果仅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可能给社会信任带来破坏性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萌称,社会企业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大浪淘沙,也必须要正本清源。前者是推动社会企业大规模发展,优胜劣汰;后者则是澄清社会企业的核心内涵、标准,防止真假李逵、泥沙俱下。

  无论何种,都有可能陷入社会企业的陷阱——“使命漂移”。早在2004年,美国学者就针对此提出质疑,社会企业为了商业上的可持续性,容易造成非营利组织的使命漂移,产生社会合法性危机。

  他在进行欧美及日韩国家的社会创新研究时发现,当下中国对公益与商业的争议应是“误将一棵树看做整个森林”,这棵树便是社会创新中公益与商业的结合。据他观察,目前已有超七万家社会企业的英国,其社会企业缘起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1997年布莱尔上台后,因面临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逐渐向市场靠拢,通过立法,鼓励社会企业创设。多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认为此番争议的焦点是对社会企业热闹的背后、公益与商业的融合抱有担忧:是否泥沙俱下?陆德泉观察到,欧美许多大型基金会仍坚持传统公益捐赠,并非都热衷师法商业模式。

  康晓光观察发现,诸多未及思考的创业者涌向这个领域,高喊追求社会价值与商业利润,而部分依靠捐赠的传统公益组织则开始自我怀疑:我们是落后了吗?

  徐永光在研讨会上举例:乐朗乐读,一家以矫治儿童阅读困难为核心业务的教育机构。2011年获得新加坡浩盈投资70万美元的营商类投资,创中国社会企业投资第一例。

  社会企业须符合三重底线:社会目标、环境和财务可持续,还有学者强调社会企业应聚焦在双重失灵领域,即政府与市场在当下未有效解决的社会问题。

  《观察报告》分析,老爸评测公司前期以“公益”名义迅速积累了评测行业最宝贵的公信力(无形资产),且吸纳了公众的捐赠(有形资产),上述两方面都归入老爸评测公司所有。

  “过分抬高社会企业,贬损公益组织,模糊公益与商业的边界,势必侵蚀公众的公益热情,误导资源流向,使本来就不足的公益资源流向商业。”

  中国社会企业认证体系能帮助形成这样的规则。目前以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体系为代表的全国性和地方性认证体系正在建立。已有四个城市制定社会企业支持政策,广东顺德、四川成都、深圳福田及北京,其中成都培育发展社会企业体系,制定社会企业评审认定制度、社会企业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同时也有社会企业退出(摘牌)制度。

  徐永光在《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一书中详细描述过“影响力投资光谱图”:左边是最重社会效益的公益组织,右边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由左至右逐渐过渡,从完全不收费的公益服务,收费的公益服务(但不分配利润),以解决问题为第一要务的社会企业,商业活动兼顾股东、消费者、环境和国家利益的企业社会责任,最后到传统商业。

  社会企业的经典定义——“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早已不够用了,社会企业研究者用了两个“比较”来形容它,“比非营利组织(又可称公益组织)更具企业家精神(创新性、承担风险能力、可持续性等),比传统企业更具清晰及专注的社会目标。”

  徐永光在书中提出社会创新五部曲:公益铺路、商业跟进、产业化扩张、可持续发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康晓光理解“公益铺路”即先建个公益组织,打着公益的招牌,聚集公益资源,用公益资源建立有形或无形资产,“商业跟进”即将公益组织资产转为公司资产。

  台湾于2014年颁布的《社会企业行动方案》对于社会企业的狭义型定义为:“组织当年度可分派盈余至少有30%保留于社会公益性目的,不得分配”。而英国社会企业联盟在2011年调查发现,社会企业受困于资金短缺,英国政府于2015年取消了社区利益公司分红比例限制。

  致力于急救培训及赛事救援的社会企业“第一反应”首批通过了中国社会企业认证,并于今年成为金牌社企;2016年第一反应获得美国B-Corp共益企业认证。其首席运营官陆俊表示,作为社会企业,其实社会企业定义之争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而是更在乎为社会创新者提供的交流平台。他在参与全球社会创新家聚会时发现,大家更关注“你是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个解决方案可以复制到我的国家吗?”

  康晓光将“老爸评测”纳入其主编的《中国第三部门报告观察报告》(以下简称《观察报告》)中的案例,认为“老爸评测”是“首鼠两端”:有时说自己是做广义上的公益,家长到老爸评测商城买东西是因信任其利他的心,一些场合则强调自己做的是企业,不希望受到道德审判。

  2018年10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馆召开“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各地学者既要争一争公益与商业谁为主谁为次,更想厘清彼此边界。

  作为全球社会企业运动的鼻祖,200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尤努斯要求资产锁定,利润继续用于发展社会事业,也就是分红比例为零。“先生(尤努斯)是神,我们是人。”徐永光在其书中写道。

  这背后展现的是社会投资价值链逐步形成,2009年以来南都公益基金会投入近两亿人民币,以资助奖励、免息贷款支持160家公益组织发展,其中近三分之一为社会企业方向。此外,影响力投资平台、公益金融、混合金融等在中国开始兴起。

  2017年9月,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出版《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一书,大力推荐社会企业,即遭到研究非营利组织的资深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的严厉批驳。中国公益行业将这一公开辩论称之为“两光之争”。

  “过分抬高社会企业,贬损公益组织,模糊公益与商业的边界,势必侵蚀公众的公益热情,误导资源流向,使本来就不足的公益资源流向商业。”康晓光说。

  香港中文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中心主任陆德泉则举例,有些原来监督企业污染的环保机构,由于社会资助不稳定,为了营造经济的可持续性,大力发展了“自然教育”,“养活”了机构的环保事业。另外,有些环保机构为了“养活”自己,从监督污染企业转变成为企业提供践行环保的咨询服务。这两种环保企业听起来实现了两全,既能自我造血,同时实现倡导环保。

  他概括这种“消极作用”的表现,例如,只有主要收入来自出售服务和产品的公益组织才有可能是可持续的,依赖捐赠的公益组织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公益的所有权形式和治理结构必然导致低效率;社会企业不仅仅是一种新型的非营利组织,而且是原有非营利组织的替代者等等。

  2018年9月,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收到来自全国26个省份共621家企业申请,111家最终通过认证为社会企业。

  徐永光认为,当下中国,社会公众并不了解何为社会企业,声明自己是“社会企业”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等到中国有了社会企业标准和认证再说;也不要声明自己是做公益的,免得别人给你扣帽子。“老爸评测”赢得了当年社创之星总冠军和现场人气王。

  一是从前端调节。郑胜分介绍,台湾已于2018年7月开始试办“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有些股东可以“一股顶50股”,另有“黄金股”的设计让一些股东在重大事项上有更大话语权,以此保障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避免其沦为获利之工具。另一个则是限制利润分配。

  欧美社会企业发展存在多种路径,常见的两个趋势是企业的非营利化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采取何种趋势并无定论。

  “但原来监督污染企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了,第一种机构的核心业务从监督污染变为对少年儿童的自然教育;第二种机构由监督污染企业变成环保咨询,因为是揭露企业变为服务企业,为了争取多一些订单,也许说话小心许多。”陆德泉认为,环保机构的社会企业转向很容易把它们带进“使命漂移”的陷阱,更遑论冲着政府支持资金、基金会资源资助的“社会企业”。

  “好的政策是,在商业与公益的光谱中,我有各种选项,每一个选项皆是权利与义务对等。政府应该尝试去建立多元选项,不同使命不同规模的组织,包括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它们都有不同的需求。”郑胜分说。

  与李劲的疑问一致的是,社会企业的出现缘由之一即为非营利组织出现财政缺口,导致其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尝试要用公益商业化来获得资源。(南方周末资料图/图)关注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老土”创始人罗易则苦恼难有专家帮助社会企业具体落地与该怎么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也没有实践成功的案例参考借鉴,“毕竟它还是新兴的概念”。如果现在商业力量介入,社会问题能够规模化解决,而不是等待政府预算、公共决策,不也是一个可选择的路径吗?仅社会创新下又可以分为几大支柱,包括可持续发展、社会经济及公民参与,而在社会经济的类目下,又包括社会企业、社区企业、合作社、分享经济、团结经济等。如将公益看做整个森林的生态系统,它包括传统慈善、现代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创新的种种策略,商业策略只是社会创新之中的一种重要策略。摩拜因入选2017年中国社会企业奖引发争议,其背后的环境等问题备受关注。”陆德泉说。2016年“老爸评测”被推荐参与“中国社会企业家之星”大赛,主创魏文锋(详见2016年9月27日南方周末刊发《一名资深检验员的公益玩法》)疑虑何为社会企业时,徐永光在评委席鼓励其大胆去卖货,不用纠结。在这场题为“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的议程里,康徐二人的发言排在前头,仅次于开幕式。研究社会企业十余年的台湾学者郑胜分观察社会企业发展脉络,探索社会投资、社会企业与全球的福利改革风潮的关系。另一家专注儿童公益阅读与母语教育研究的文化教育机构——亲近母语,2014年获得南都公益基金会127万元资助,2018年获得影响力投资A轮融资1600万元。她遇到最大的挑战是,她开展的“大山里的公开课”项目(带领青年到自然保护区的农村参与社会实践),既遭遇公益组织“仿制”,也面临教育中介公司大举进军,而这一领域在“老土”起步时还是无人参与的蓝海。这充分挑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康徐二人将如何深化讨论?媒体的曝光、资源的涌入、各大论坛热烈的讨论,令社会企业概念热度上升,“话语权”似乎被抢夺了。三一基金会秘书长李劲在研讨会上发出疑问:传统公益的发展路径是发现社会问题,公益机构试点,公益基金会跟进,最后通过政策倡导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是那么大的公益树林中的一个类型,如果中国公益界还不断在钻社会企业这个牛角尖,把公益带进社会使命漂移的陷阱,还可能自我取消公益的存在意义,确实是大大的问题。

  以上“主张”及其“实践”对公益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例如将社会组织的活动局限于服务领域,从而大大压缩了社会组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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